——董春
刘大钧教授简介：
刘大钧（1943-），山东邹平人，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周易研究》的创办人、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易学研究，以弘扬大易文化为己任。在治《易》路数上，主张在新的历史文化视野下超越传统的象数义理两派之争，坚持象数义理兼顾，探寻易学的整体学术特色和内涵。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学界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学术影响。十几年来，多次筹备召开了国际易学与海峡两岸易学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易学与两岸易学的交流与发展。
主要著作包括《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周易讲座》、《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周易古经白话解》(英文版)、《易经全译》(法文版)等多部易学专著，校点整理了85万字的易学巨著《周易折中》，主编《大易集成》、《大易集要》、《大易集述》、《大易集义》、《大易集说》、《大易集奥（上、下）》、《大易集释》、《元典哲蕴》、《儒学释蕴》、《简帛考论》、《象数易学研究》(一、二、三辑)等多部论文集。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史哲》、《中国哲学史研究》、《周易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对于推动易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本科阶段，山大哲学系就为我们开设了“周易概论”课程，笔者当时就对《周易》产生了兴趣，觉得《周易》含弘光大，玄妙精微，于是想报考易学方向的研究生，当时授课的黎馨平老师告诉我，想学《周易》可以报考刘大钧先生的研究生，得自己好好努力才行。在初试结束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刘先生，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但先生身上那种儒雅的气质，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我对于这次的采访既有几分忐忑，又有几分激动。
一、善意的谎言成就一代大家
问及从学的经历，刘大钧先生说，他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山东大学，但由于当时所谓的政治问题而没有被录取。他的外祖父就激励他说当年梁漱溟先生投考北大也是名落孙山，但梁先生当场立誓：“十年以后我来教北大！”（后来证明这个故事是外祖父为了激励刘大钧先生努力奋斗而编的一个美丽的谎言。）从此，刘先生开始在他外祖父的引领下走上研《易》之路。学习期间，白天迫于生活的压力刘先生必须从事繁重的工作，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挤出时间聚精会神地研读《周易》之奥秘。在外祖父的严格要求下，刘先生一遍遍地诵读《易经》原文。“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年仅二十四岁的刘大钧先生因学习《周易》被扣以搞封建迷信的帽子，遭到了批斗，他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易学书籍和研究资料也都被付之一炬。然而正是这样恶劣的环境，造就了刘大钧先生研《易》习《易》的信心和力量，他逐步领略到易学天人之学的深刻内涵，痴迷于“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超然魅力，开始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国内学术研究重新得以有序发展，刘先生厚积而薄发，终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易学论文《读〈易〉管见》，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刘先生被破格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以一个高中毕业生的学历登上了大学的讲台，从而成就了一段佳话。
二、由象数而达义理，象数义理相互诠释的易学观
谈及易学研究，刘先生认为易学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周易》在问世之初本是一部卜筮之书，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人们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被称为“十翼”的《易传》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作品。通过《易传》的创造性继承与诠释，《周易》丰赡的学理内涵被开显出来，使之在学术性质上实现了由“占筮之术”到“天人之学”的转变和提升，开创出易学象数、义理合一的理论模式，为后世易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周易》绝不仅仅是一部筮书，它更是一部“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哲学典籍。由于后世经师治《易》路数、理趣的不同，易学史上形成了象数和义理两个大的派别，《四库全书总目》中更提出“两派六宗”之说，其实这些易学流派并非是相互对立的，只不过是对象数与义理各有所侧重，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诠互释”的密切关系，共同塑就了蔚为大观的大易文化。
刘大钧先生认为当前的易学研究，应当在新的历史文化视野下，超出传统的象数义理之争，坚持象数与义理兼顾的原则，探求易学的整体学术特色和内涵。刘大钧先生说，在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传统易学研究遭到了歪曲甚至被迫中断。为了接续传统易学之慧命，他于上世纪80年代初率先倡导并开展了传统象数易学研究，特别对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虞翻易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讲学的过程中1984年写成《周易概论》一书，1986年正式出版， 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文革”余寒犹存，传统易学研究依然处于冰冻状态，该书则标举起传统易学的大旗，一方面要将自汉以来的象数易学纳入到现代学术研究的正途，纠正学术界一直以来对象数易学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则是想以象数易学为津逮引活整个的传统易学研究，使建国后一度中断的传统易学研究得以恢复。现在看来，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刘大钧先生说，眼下他主要着力于两项研究工作：一是对帛书《易传》的系统解读，已在《周易研究》上发表了数篇论文，系统性的成果有望在明后年出版；二是对号称西汉古《易》正宗的虞翻易学进行详细的注评辨析，结合简帛易学文献，在梳理虞氏易学的过程中，力图对先秦两汉易学的学术演变有一个更为清晰切实的把握。可以看出，这两项研究工作都体现了刘大钧先生超越象数义理之争，而又坚实地立足于传统易学象数与义理的研究之上的治《易》路数。
三、“生生之谓易”——在动态中追求平衡的智慧
在谈到易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当代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的积极意义时，刘大钧先生指出，《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有其独特的智慧，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构建现代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周易》讲求“生生之谓易”与“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种思想是一种在否泰、剥复中不断追求开放平衡与发展的高层次的动态智慧，它那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高深意境，在后世儒、道、释三教的精神境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大易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对于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先生提出作为《周易》核心观念之一的“人文化成”，对于礼仪之邦的形成与和谐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易学讲究天、地、人三才合一，以三才之道为中心构建的世界观，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反思西方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与自然和谐相处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当今这个文化激荡的时代里，我们应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反思天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力发掘和弘扬易的和合文化精神。
四、“洁静精微”“知行合一”的道德操守
作为著名的易学家，刘大钧先生用了《礼记•经解》一句话来概括易学这门学问对研《易》者的要求：“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我们应该用恭敬的态度，极深研几，真切地践行易学“积善成德”、“修辞立诚”、“进德修业”的精神。
刘先生说，我们应该回归易学的这种“洁静精微 ”的境界，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释此境界曰：“ 洁静是止，精微是观，洁者不染污义，静者不躁动义，精者不夹杂义，微者深密义，不求人知而己独知之！”这种“洁静精微”的易境，如果不是德臻神化，心归修行者是很难做到的。
刘先生指出，“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今，好多的学者只是将研究学问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视其为职业而非志业，少了一份操守，缺少了一种弘扬大道的使命感。在一种浮躁心态的驱动下，失去了一个儒者应该有的穷理尽性、切己体究的生命关怀，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这是学者身上人文精神的丧失，也是学术的生命意义的沦落。
五、“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卜筮系统
在谈到周易与算卦的关系时，刘先生指出：易学可分为象、数、理、占四部分，而占筮作为其中之一，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卜筮研究是易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学者冯友兰先生在给1987年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说：“我有个建议，研究《周易》当然以《周易》哲学为主，但是《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卜筮书，《周易》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因此对筮法也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张岱年先生也曾经说过，只有全面的通晓《周易》的象、数、理、占，才能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周易》的研究者。
刘大钧先生说，从一定历史文化意义上讲，卜筮乃是先民文化智慧的结晶，它是通过“观天文，察时变”的方式，将无数的信号浓缩成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八卦符号。而由之发展出的术数之学，是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外显的八卦符号与内隐的五行生克机理，寻找出能够重现人类活动场面的一个公式，依据这些公式推断出未来的吉凶。这种符号系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能够积极地表现出事物的可变性、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动态的符号系统。
六、戒骄戒躁、笃实为学的学习态度
在谈到青年学生的学习问题时，刘大钧先生说，年轻人在学习过程当中必须摒弃浮躁之风，笃实为学，把心潜入到自己的专业中去，要有一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就易学来说，它乃是专门之学而且是难度颇大的专门之学，学习《周易》一方面要研读历代易学名著，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要培养自己的经学素养，对儒家经典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形成一个经学的研究视野，在这样一个视野下去研究《周易》，才能更为切合易学的实际。不仅学习《周易》是这样，学习中国传统的其他学问也是如此，既要有精深的专业素养，也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这样既有种子又有土壤，假以时日，自然会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