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自然随飘渺  经学为魂觅超凡
                                        -----谈刘树允中国画的艺术风格 孙传治

   中国的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在美术领域，诸如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气韵”、“风骨”、“虚实”、“性灵”等，就是中国经学影响的直接体现。沧州青年画家刘树允，吸吮着中国经学的甘甜乳汁，形成了一种灵动、和谐、超凡、淡雅、柔静、朦胧的艺术风格，故而有了饮誉中国画坛的粲然之作。
   一、         “一阴一阳”酿就灵动和谐
   “阴阳论”是易经的中心思想。《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为道”，这里的“道”强调世界的整体性、运动性与和谐性，属于整体平衡的世界观。《老子》的“一气分为阴阳”讲的是阴阳对立；“冲气以为和”讲的是对立统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在表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恒常关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反相成、相互依存。儒道的“阴阳论”告诉人们，阴阳是一切生命的本源，自然界万象错布、异彩纷呈那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从中国画的创作来看，阴阳气度之流行，那是中国画气韵灵动和谐的源头活水。
   刘树允认为，无对立则无灵动之韵，无统一则无和谐之美。他谨守“对立统一”这一中国画创作的法则，既讲求善用阴阳因素的变化形成物象对比，使虚实、浓淡、深浅、藏露等在映衬中各得其宜以丰富画面的变化，又讲求阴阳关系的平衡统一，运用视觉美感和立意需要使阴阳在画面上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和层次，从而实现和谐统一，达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真画”之境。
   刘树允强调阴阳适度，特别着意对画面阴性元素的处理，在虚灵处、空白处、清淡处、混沌处下大功夫，追求一种“空灵、飘渺、静逸”的意境。他以柔静为主调，拒绝娇艳色彩和躁动笔墨，那柔缓的线条顺情而动，一任自然，使画作轻缓柔曼而丰富多姿，既有灵动之韵，又有和谐之美。何须浓碧深红，万象自出清秀。刘树允的这种原始崇尚，生出了一种神奇的艺术效果。
   二、“天人合一”孕育超凡淡雅
   国画创作需要艺术灵感，而艺术灵感的产生，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亢奋心理状态，直觉思维就是诱发这种心理状态的必要条件。
   西汉精通老庄哲学的严君平说：“无为之关，不言之机，在于精妙，处于神微。神微之始，精妙之宗，生无根蒂，出入无门”，所谓机、关是人的素朴本性与天道相契合的点。天人合为一体，这时的人是纯粹的人，是充分体现人的本性的人。无言无为，无形无名，心境澄净，则体现出了“生无根蒂，出入无门”的内在力量。体验主体的精神境界应当是“无形无容，简情易性，化为童蒙，无为无事，若痴若聋，身体居一，神明千之，变化不可见，喜欲不可闻，若闭若塞，独与道存”。从人的外表看，如聋如盲，如醉如痴，这时，人的身心已经进入一个入神入定的境界，经过思维的飞跃或超越，可从整体上模糊而直捷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儒家“一以贯之”、“下学而上达”、“反身而诚”的直觉，道家自发状态下的坐忘，佛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都属于直觉思维。刘树允坚持以经学为根，潜心磨砺儒道释思维，以不断提高自己捕捉艺术灵感的能力。
   刘树允的国画创作特别重视构思，他在艺术构思过程中，“致虚极，宁静笃”，清除杂念，静心思考，以诱发“天人合一”的创作灵感，并依靠这一艺术创作的神奇催生婆和独创性的触媒剂，对艺术形象进行取舍、提炼、概括，遂有奇和妙悟，而得典型化意象。他的画作所透出的超凡、淡雅、柔美的韵格，象如云如烟的细语，诉说着清纯婉约的心曲。
   中国画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内涵，故而存在着长于综合而弱于分析的阴性偏向，这就造成了其在与现代艺术体系的交流中保持了一种难以对话、沟通的地域性特色。有着更高追求的刘树允与时俱进，顺应中西文化大融合的大势，坚持继承创新，既讲求中国画文化精神得以在当代艺术中薪火相传，又着意于探索传统向现代方向的变化，正在寻求一条拓展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由往来的创作之路。
                          孙传治：沧州国学讲习院教授，《周易》文化研究学者